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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研究中的鬼话

时间:2019-10-11 19:47来源:金沙官方平台
进入专题: 西法东渐  西方话语  中国法理  文化自觉  ● 支振锋     【摘要】近代以来的中国法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法东渐的产物,故而受西方影响极大。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不

进入专题: 西法东渐   西方话语   中国法理   文化自觉  

支振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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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近代以来的中国法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法东渐的产物,故而受西方影响极大。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不同法律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本属常态。然而,由于西方文明的强势地位,西方话语对中国法学渐有从“影响”转变为“宰制”之虞。考察五百年以来西方话语在中国知识界——尤其是政法学界的兴衰沉浮与话语嬗变,我们可以隐约发现一个从“鬼话”到“童话”再到“神话”的轨迹,值得深思。在文化自觉、文化自强与文化自信开始成为知识界愿景今天,我们应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更为清醒和开放的心态来看待西方话语:抛弃鬼话、认清童话、破除神话。既要反对盲目排外,也要反对妄自菲薄,而应以翔实的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认清真正的西方与中国,将西话变成真话,助力“中国法理”的构建及中国法学的国际话语权争夺,最终确立其在人类政法智慧版图上的应有地位。

   【关键词】西法东渐;西方话语;中国法理;文化自觉;文化自强;话语权

   导言

   1913年,恰是100年前,北京的春天一如既往地姗姗来迟,春寒料峭里,阳光并不能压住依然隐隐翻滚的寒流。很少有人能意识到,轰轰烈烈的革命过后,这貌似平静的新年将会为中国带来什么。这是民国二年,中山先生远居东瀛,袁大总统高踞大位,宋教仁则正为他的政党政治而声嘶力竭。但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宋教仁被刺,二次革命。按照历史老人唐德刚的说法,二次革命是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一大里程碑,标志着民国建制之美国模式的流产。{1}89 “可怜破碎旧山河,对此茫茫百感多。”{2}267但在法学界,知识分子并未放弃其智识努力,是年春,就在历史洪流稍稍间歇的短暂时刻,一度中断的《法学会杂志》复刊,七十三岁高龄的沈家本应邀欣然为之作序。在序言中,这位德高望重的法学耆宿不仅言简意赅地回顾了近世中国法学的发达,更为后人留下了几许历史的线索与密码:“吾国近十年来亦渐知采用东西法律。余从事斯役,延访名流,分司编辑;并聘东方博士,相与讨论讲求。复创设法律学堂,以造就司法人才,为他日审判之预备。规模略具,中国法学,于焉萌芽。”{3}268-269短短数十言,上世纪之交那场法制变革的背景、方法、成果即一目了然。也就是说,一个人所共知但却极少得到重视的事实是,在甲午海战10年之后,在第一次鸦片战争70年之后,今天所言之“中国法学”才开始萌芽。这就意味着,以沈家本先生的视角而言,在修律变法之前,还没有所谓的“中国法学”。因此,中国法学乃是西法东渐的产物。当然,沈氏之意并不在否定修律变法之前中国也有法学思想与法学研究。虽然自主的中国法学或者中国法学作为一门学问而被进行系统的、成体系的研究,的确是在修律变法之后,但所谓西法东渐却早已行之有年。

   转瞬间,即便从鸦片战争算起,西法东渐也已经将近两个世纪,其功其过,纷纷扰扰。百多年来,学术界的争议也是不绝如缕,迄今未消。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更是风云再起。先有社会人类学家王铭铭讨论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4}将西学作为他者,梳理中国“西方学”的谱系及其意义;{5}近日更有政治学名家俞可平先生著文,回顾“西化”与“中化”的百年争论,{6}引起学界关注。中间则是法学界以2005年《政法论坛》连载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长文,蔚然掀起法学界一股寻找中国法学“主体性”的旋风。然而,不管学术界关于中西如何论争,但今日国内学术界终日“西话”萦耳,却也是事实。在一个开放的学术世界与思想“市场”中,“西话”当然重要,却又不是一个“重要”这么简单。考察近代以来“西话”在中国知识界——尤其是政法学界的兴衰沉浮与话语嬗变,我们可以隐约发现一个从“鬼话”到“童话”再到“神话”的轨迹[1],细究起来,不仅不无裨益,而且还颇有意趣。

   由于近世中国法学是在国家、民族的大转型中产生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中国法治是整个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的一部分,那么中国法学就是整个中国思想与学术重建(academic reconstruction)的一部分。所以,探讨中国法学及其与西方话语(简称“西话”)的纠缠,就既不能脱离近代以来中国在政治、经济及社会等各个层面的重大历史转型,也不能脱离整个中国近代以来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7}这人文社会科学转型与重建的大背景。因此,本文第二至第四部分将侧重于在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语境下,探讨西话在中国社会科学界——尤其是政法学界的话语嬗变,梳理其从鬼话,到童话,最终又到神话的变迁轨迹,并探讨其背后的深层原因。而文章的最后一部分虽然简短,但却是整个研究的重心所在。在这一部分,文章将呼吁在法学研究中应该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真正自由的思想、更为清醒和开放的心态来看待西方话语:抛弃鬼话、认清童话、破除神话,将西话变成真话,助力中国法学的国际话语权争夺,服务于“中国法理”[2]——也即中国特色的法律理论——的构建,最终确立中国法学在人类政法智慧版图上的应有地位。文章认为,为人类贡献一种能够包容西方、吸纳西方而又超越西方的政法智慧,将是中华民族所能为全人类所做出的伟大典范性贡献。

   一、鬼话

   伟大的文明总是骄傲的,在很大程度上,这无关修养,而更多体现的是她的自尊与自信。北宋石介曾有一篇《中国论》,宣称:“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8}116即便军事上积贫积弱,当时的士人仍然有这样的文化自信。只是,天下区隔,交通有限时,产生误解,也不可避免。由骄傲而来的傲慢情绪,也在潜滋暗长。所谓东夷、西狄、南蛮、北戎的蛮夷之说,即属此类。

   如葛兆光先生所言,在近代之前,除了佛教进入中国那一次外,外来文明对于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震撼始终不是很大。{9}328正是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万世一系、亘古不绝,所以才在中国人心中产生了强烈的文明自信。然而,因自信而骄傲,闭塞又加剧了这种骄傲,甚至使之变成了傲慢。在看待四夷时,也不免少了尊重,多了轻蔑。加之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生态多样,物产丰富,民殷物阜,并世无匹,堪称自成一个世界,很难不使局中人产生乾隆那种“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无有”的自负。{10}1679内生繁华而外无敌手,由自负而自大不可避免;忧患意识与对外界的警惕渐至消散,轻慢之心大兴。

   首先是自信与满足,比如骄傲的汉代,哪怕和匈奴打得尸横遍野,但那种博大的心胸仍然透过泛黄的书页扑面而来,闪耀着包容的德性:“(匈奴)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11}当然,也有出于儒家的人道主义,比如北宋时曾屡次下令禁止炼臂灼顶、刲肉燃指或者舍身投崖等等行为,因为“毁伤人体,有害民教,况夷人之教,中华岂可效之。”{12}6523不过,更多的还是由于闭目塞听的无知或者不假思索的傲慢,以及科学求实精神的匮乏。元代周致中在其编撰的《异域志》中,就对传说和真实不加考订,以讹传讹。他在书中“记载”了许多如“狗国”、“女人国”、“无腹国”、“奇肱国”、“后眼国”、“穿胸国”、“羽民国”、“小人国”、“交颈国”等的情况,大半来自《山海经》。一方面是由于信息不通畅情况下的无知,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对中国之外——所谓化外蛮夷之地——的鄙视。以至于到明朝王圻及其子王思义编写《三才图会》时,还在谬种流传[3]。

   即便到了与真正的西洋人打交道更为频繁的前清道咸时期,中国人对西方仍然缺乏真正的认识,充满了鄙视和轻蔑,不仅以“英夷”、“法夷”等称之,甚至还要在旁边加个“口”字旁或者“犬”字旁,简直是视之为非人类。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英法联军兵临城下,才应要求被迫改变。至于在绘画中将西方人画作三头六臂,为妖为怪者,也不是没有。而且,除了广东等少数能与西洋人打交道的地方外,绝大多数中国人穷其一生也没有机会见到一个西洋人。也很少有人想过去西方实地考察,中国人安土重迁,除非日子过不下去了,谁也不愿意远走他乡,更不要说专门去西方考察了,没人认为有这个必要。但没有见过却不妨碍他们胡思乱想、牵强比附。西洋人是什么样子呢?于是,《山海经》等古籍中奇奇怪怪的记载又被翻了出来。就连乾隆朝大才子纪晓岚都不例外。他们把传说中的欧洲等地同《山海经》中的记载相互参照比附。于是《山海经》里那些半人半鬼的形象,就成了国人想象中西方人的模本。据说有位生活在鸦片战争前后的江苏文士陆嵩材,在其《江州述感》中这样描述英国人:“白者乃真鬼,语音类禽鸟,胫长面多毛,眼绿疾顾。”{13}143而嘉庆年间举人、成都人汪仲洋的描述也差不多:“鹰嘴猫眼须发赤,锦缠花腿到腰身。”其小注云:“英夷之腿极长,青布缠裹,直立,不能超越腾跑。睛色碧,畏日光,卓午不敢睁视。”{14}191因此,他主张应该在中午与英国人交战。{15}根据他们的描述,英国人哪里是人呀?简直就是鬼怪。

   鸦片战争前,时人普遍认为英国人“腿足纠缠,难伸屈,一扑不得起,故往往挫衄”,而且还真有人信,比如那位大名鼎鼎的林则徐。得到了这个“情报”之后,他对战胜“英夷”的信心大增:“彼之所至,只在炮利船坚,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刃数敌,即乡勇平民竟足以制其死命,况夷人异言异服,眼鼻毛发皆与华人迥殊,吾民齐心协力,歼除非种,断不至于误杀。”{16}1839年9月,在给皇帝的奏折中,他仍然坚持认为:“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17}676正是因为英国人不是人而是鬼怪,所以当时有骁勇善战之誉的将军杨芳在接替琦善镇守广州之后,不是买枪造舰,而是命士兵搜集马桶秽物和女人内裤,挂在广州城头对着英军枪炮。这哪里是打仗?分明是镇妖捉鬼。

一方面是误解与抵触。在鸦片战争之后直到义和团运动,对西方人的误解与不信任愈演愈烈。就连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任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介绍世界地理概况时也说:“震旦则正当温带,四序和平,故自古以震旦为中国,谓其天时之适中,非谓其地形之正中也。”{18}1822徐继畲《瀛寰志略》卷首有地球全图,且于文中说清了中国位置,却仍然强调“坤舆大地,以中国为主。”{19}6为之作序的刘鸿翱更宣称: “中国,天地之心;四夷,天地之四肢也。”{19}3鸦片战争结束之后的1842年,何大庚撰写、钱江刊刻,贴于广州府学明伦堂的《全粤义士义民公檄》中依然称英人为“逆夷”,听闻他们将入珠海,激烈反对,认为“人禽不堪并处,直是开关揖盗,启户迎狼。”{20}355而由于传教士的活动,时人对洋人的误解更深。1844年,传教士爱尔德赛在宁波创办女塾,一是谣言四起,说她是魔鬼化身,已杀死自己的孩子,现在又来算计别人的孩子。当时教会办学,总是会面临各种恐怖的谣言。{21}290,296就连徐继畲撰《瀛寰志略》伊始,“当时见者哗然,谓其张大外夷,横披訾议,因此落职。”{22}本为了培养外交人才而开办同文馆,却遭到以倭仁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的坚决反对, 双方斗争达半年之久。{23}165-173李慈铭在其日记中说: “开同文馆……以中华之儒臣而为丑夷之学子,稍有人心,宜不肯就,而又群焉趋之。盖学术不明,礼义尽丧,士习卑污,遂至于此。”{24}因为同文馆一事,顽固派人士一时嬉笑怒骂、讥讽如潮,翁同龢日记曾载,有对联云:“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弟子拜异类为师。”还记载道:“前日总理衙门尚递封奏,大约办同文馆一事未见明文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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